住公司吃剩菜,当一群高收入者决定不花钱

最近,豆瓣“负债者联盟”小组火出圈了,与这些年纪轻轻的负债一代形成鲜明对比的,是一群Freegan,意为“不消费主义者”,住公司,吃剩菜,翻垃圾箱,不购物,凭借社会生产的剩余物满足吃穿住行基本需求。有的甚至不上班,将积蓄赠予他人,拒绝被纳入现代货币体系。

实践Freegan生活方式的,大多数是高知高收入群体,认为如今的商品交易体系不仅造成巨大浪费,还割断了人与自然万物最根本的联系,他们试图找到一种更本真的生存体验。

住公司安全吗?洗澡等问题如何解决?从垃圾箱里找食物会不会不干净?不上班的话,会影响寻找伴侣吗?如何应对亲朋好友的压力?

……

Freegan实践者杨宗翰

带着这些疑问,一条采访了Freegan实践者和杨宗翰,他们奉行“不消费准则”已经分别11年和8年,“不用钱,不买东西,我反而变得更快乐了。”

都市人不花钱怎么活?

年大火的电影《荒野生存》里,男主Alex捐掉了卡里的美金,将汽车丢弃,烧掉身上所有的纸币,背着一只包,无声地踏入荒野中。他说“我不需要钱,钱让人畏手畏脚”。

《荒野生存》剧照

影片改编自真人真事。不过野外生存者尚能放出此等豪言,在都市里的现代人也可以做到脱离金钱吗?

在Freegan圈,一位名叫海德玛丽·施维尔默的德国老太太就做到了。她是一名退休教师,从年开始过了20年“不花钱”的生活。没房没车,没有医疗保险,靠着帮人做园艺、教法语、做清洁来交换住宿和填饱肚子,以及捡市场上不要的蔬菜食用。

海德玛丽与她的旅行箱

她带着一只旅行箱周游各国,交到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,这20年里,海德玛丽从没有一次流落街头。她把每月欧元的退休金捐给别人,将自己的经历写成书,获得丰厚的稿酬后,又再一次把钱送光。她觉得自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富有,“我得到了一件更珍贵的东西:自由”。

如果你在油管上输入Freegan这个单词,会发现一群从垃圾箱里翻找食物和日用品的人,这种行为被称为DumpsterDiving(垃圾搜寻)。他们从中挑拣被丢弃的新鲜食材、过期的超市食品、废旧的衣服、鞋子、书本和家具,拿回家里。

年新加坡的Freegan回收了kg食材

美国的Freegan将回收的食物平摊在草地上

另一项更为激进的行为,叫做Squat(空屋占领),是一种对“剩余房屋”的资源再利用。在欧美不少国家,如果如果一栋建筑物闲置很久,只要不是通过损坏门窗的方式进入,就可以在这里居住下来。这是非法行为,但一定程度上被政府容许,以缓解住房不公问题。

一个全球性的现实问题是:在很多房价高企的大都市,都存在极高的空屋率,一些被废弃的建筑物往往会成为毒贩、犯罪者的聚集地。而空屋占领者们进驻这里,将其打扫干净、重新整修,变成艺术家工作室、公共活动空间和居住场所,建立类似乌托邦的社区。

那么废弃的土地呢?他们想到了GuerrillaGardening(游击种菜),在城市废弃的地面上种植蔬果和花草,不仅能吃到有机蔬菜,更能够丰富单调的城市景观。但对这些公共空间的使用,很多是未经许可,所以种植者们常常采取“游击”策略,灵活换地。

伦敦东区的一栋房子被艺术家“空屋占领”,打理成画廊,画廊存在了13年时间,该建筑于年被拆除。

总的来说,Freegan认为资本主义发展到如今的阶段,物资过剩,浪费严重,他们利用那些剩下的闲置资源满足基本需求。这种生活方式不仅对环境友好,更能摆脱货币交易体系,与物质和周围人产生直接的关系,从而让人逃离异化状态,拥有更为真实愉悦的生存体验。

Freegan在欧美有20多年历史,年金融危机前后形成一股显著的风潮。在中国,最近几年也有一批人开始实践。

住公司6年,再也不用早起打卡了

丁红,39岁

Freegan生活11年

丁红在马来西亚的仙本那海岛

年初,28岁的贵州姑娘丁红前往北京小营西路的金山软件大厦,把15公斤的背包偷偷藏到工位底下。每当夜深人静时,她拿出瑜伽垫,往会议室的长桌上一铺,将一条红披肩对折拢成枕头,盖上借来的毯子,一觉睡到天亮。

周一进公司,周五才出来,她变成了那个“住在公司里的人”,此后6年再也没有租过房。不用早起挤公交打卡了,她感到无比幸福。白天当她紧盯电脑奋力赶稿时,脚边的主机正烘烤着内裤,椅子背上的T恤也在慢慢晾干。

部门老大跟她邻桌,平时睁只眼闭只眼。两人的工位之间有个玻璃隔板,有次她游完泳回来,直接把比基尼往隔板上一搭,这回老大暴走了:“红姐!把你的比基尼收起来!你挂到我这边来了,万一我老婆来看到怎么办!”

丁红很喜欢大海

公司食堂包三餐,24小时开放的浴室里配备了洗发水和沐浴露,全天不断电,不断空调。她物欲极低,凡是可能会给背包增重的东西,都不要。几件衣服来回倒腾,甚至身着睡裙去聚餐。楼上的几十号员工,每天拿她穿什么衣服来打赌,丁红因此成了公司的一个“传说”。

她的职业是动漫游戏美术师,避开生活琐事后,更能专注画画本身。她干活很拼,做得又快又好,公司曾2次给她提升职,都被拒绝,因为不喜欢管人。她热爱旅行,以极低的费用横穿美国、徒步珠峰大本营、逛遍东南亚、考到潜水证书……

丁红在美国的大峡谷

之后丁红跳槽,新公司没有浴室,她在对面英东国家游泳馆办了一张年卡,网上二手低价砍来的,洗澡之前还能游个泳;也没有食堂,她靠着同事们吃不完打包的“剩菜”度过了2年时光。

她曾抱着一只烤乳猪啃了三天,有同事特意给她加餐,点了全新的菜带给她,她表示拒绝“我又不是没钱,要你请!”久而久之,同事们被“训练”出来,只给她带剩菜剩饭。

虽然一到周末就去游山玩水,她在北京的月开销很难超过块。身边没人这么过日子的,她感到有些惶恐:我是不是不正常?直至有天她看到一部美国国家地理关于Freegan的纪录片,才终于找到了组织。

丁红在新西兰的MauiStudio工作室

因为支出极少,对钱的敏感度也逐渐降低,某天去查银行卡时,丁红猛然发现自己居然存下了很多钱。

35岁那年,她决定用手上的钱去新西兰学习动画,一年学费8万块,果断出手。她的第一部独立动画作品《疯狂的司机》,拿到了维塔工作室的杰出动画奖,之后留在了当地工作。

不上班不消费,难道就是一个废物吗?

杨宗翰,30岁

Freegan生活8年

杨宗翰毕业于台湾成功大学环境工程专业,按家人原本的计划,他该朝向年薪百万的工程师迈进。然而如今30岁的他,没上过一天班。

他常常风餐露宿,不买房不买车不消费,脚上穿着2年前从阿尔巴尼亚捡来的鞋,搭便车全球各地跑,成为“台湾Freegan精神第一人”。

转折点是年,当时杨宗翰念大四。他挑选了一个冷门国家克罗地亚交换一学期,但“很白痴地”忘记申请学校的住宿,阴差阳错误入一间屠宰场,里面住着形形色色的年轻Freegan。

被空屋占领的屠宰场名叫Klaonica

屠宰场位于市中心,废弃20多年,2年前被一群人进行了“空屋占领”。没电,没自来水,也没暖气,零下20度的深冬天气里,他们烧木柴取暖,回收蜡烛用于夜晚照明,收集雪化成水,生火做饭……

每到晚上九、十点钟,这群人会架着手推车上街,沿街问面包店和披萨店有无剩下要丢掉或者过期的食物。令杨宗翰大为震惊的是,这个在全欧经济排名垫底的国家,浪费程度超出想象。单单某一家面包品牌的总工厂,每天要被扔掉的面包多达一吨重!

货车棕色袋子里装满了要丢弃的面包

他们在垃圾箱和菜市场找了很多食材,饼干、蛋糕、酸奶、芝士、整鸡、牛排和猪肉……因为卖相有瑕疵或者临近过期,这些东西变得“毫无价值”,杨宗翰对这种消费评估体系产生了怀疑。

屠宰场里办了一个“免费商店”,凡是不想要的东西都可以放置在里面,随便任人拿走,不产生任何金钱和交换。杨宗翰在那里找到过冬的大衣,毯子,以及一只Prada的包。

从菜市场免费获得三箱番茄

杨宗翰在免费商店里找到了大衣和雪地靴

回到台湾后,他把在欧洲的见闻写成《空屋笔记》在网络上分享,推广这种生活方式。

今年12月19日的这个周末,杨宗翰站在台中市丰乐雕塑公园的草坪上拍照,这里是全台湾50个“免费市集”的其中之一,人们送出闲置物品和食物,各取所需。往少了算,假设一个市集有人参加,那么总共至少有0人到场。

他另外还致力于推广一个“不花钱的国际教育项目”,名叫“沙发客来上课”,邀请来台湾旅游的外国人到中小学课堂,分享他们第一手的经历和故事。依然秉持着“无金钱,无交换”的原则,这是一种视野和经验的剩余资源再利用。

杨宗翰组织的免费市集

沙发客来上课

抛弃消费欲望后,

我更深度地参与这个世界

回溯过往,丁红是误打误撞成为Freegan的。因为成长于贵州山区,小时候经历过长期物质匮乏,所以毕业工作后也有过买买买的“自我补偿期”。

后来她在创作上陷入瓶颈,产生抑郁甚至自杀倾向,发现这些衣服包包化妆品并不能让她真正开心,把它们都扔掉后,只背着15公斤的包到欧洲旅行,找回了与绘画最初的链接。

丁红在罗马

在新西兰做Freegan的好处是,这里有着数量庞大的野生食材。丁红学会了在森林里辨识数十种蘑菇,掌握潮汐的规律下海摸海鲜。吃不完的牛肝菌、海虹、巴掌大的鲍鱼、鲜嫩的海带、野韭菜、水芹菜……

为了避免成为一个“因乱吃而被毒死的吃货”,开始翻找各种英文动植物学术材料,她笑谈自己一个学渣因此掌握了大量高级英文单词。

从森林里采到的蘑菇

她喜欢喝味噌汤,但超市的袋装商品会产生塑料垃圾,她于是请教楼下的日料店厨师,从米曲发酵开始学起,跟这位厨师成为好朋友后,她还学到了更多日料制作方法。

在打工换宿期间,她去野外采蔬果,带着家庭旅馆的老板去翻农村的垃圾箱,获得了很多免费食材,吃不完还分享给其他背包客,因此成为这家旅店“最舍不得的客人”。

后来她到基督城这个城市工作,因为Freegan的身份经常被帅哥同事“投喂”,还带着老板同事集体翘班,下海摸鲍鱼。

寻找海货

杨宗翰的Freegan生活则为他带来形形色色的朋友,以及不错的收入。他的讲座邀约不断,从中收取一些费用后,因为花得极少,每年至少能存下30万台币,比一些城市白领的积蓄还要多。

他本可以挣得更多,但也仅此为止了,杨宗翰表示要减少讲座的数量,他不想挣那么多钱,安心当个悠哉的树懒。

不过更重要的是,他能够近距离地照顾家人。

几年前他的父亲被确诊阿尔兹海默症,并出现暴力倾向,母亲也病倒了,他很自然地分担起照顾的责任。如今他有一半的时间住在父母家,其余时间依然在办讲座、做免费市集和“沙发客来上课”项目。

杨宗翰的父母

他猜想:“假如我当年成为一个大公司的工程师,父亲病倒了,肯定是每月给家里两三万块钱请护工,母亲也不会忍心让我辞职回来照顾,因为这代表着她儿子要放弃自己的人生。可现在,我两头都能兼顾。”

以前杨宗翰的母亲只是对他的选择抱着“随便你”的心态,面临亲戚的询问时还有点招架不住。这之后她头一次发现,原来儿子不用上班就能养活自己,还是一件蛮不错的事。

一些质疑:如果人人都不消费?

丁红将她的故事放在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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